環境前線:福島核災 640天後的日本(下)

作者: 本報訊 | 台灣立報 – 2013年1月22日 上午12:31

■賴偉傑

然而對於日本福島核災的後續發展,有再多令人振奮或憂心的訊息,或再多的豐富的書面資料與會議,但還是比不上親臨災區現場感受的那種強烈的無助感。三個不同的村,面臨不太相同的困境,但令人揪心的程度,都還是令人震撼不已。

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輻射劑量,都在0.05微西弗/小時左右,環境只要維持在0.2微西弗以下都是正常可接受的,而我們下榻的福島市(離出事電廠約70公里),一切似乎早已作息如常,也沒人帶口罩,但官方數據是福島市0.73,而我們出發的車上是測得0.16。

40公里:可能回不去的飯館村

飯館村,離福島電廠約30到45公里,福島核災一開始時本來大家都沒注意,但因風向的因素,後來測得的劑量超高,全村撤離。

村裡大概分20個區域,每個區域都得自行找到污土臨時堆置場,否則就不進行除污。目前除污所花的錢,大概是平均一個人5千萬日幣,非常驚人。很多人覺得那些除污無濟於事,因為只對居家20公尺範圍內進行除污,之外便沒有。而且政府在除污好的部分架設監測器,數字看起來還好,但幾步之遙所測得的,又遠高於此數值。飯館村有將近75%是山,山區基本上不處理。所以這樣除污意義何在?輻射核種會不會隨風飄散?隨雨、雪流動?

世居飯館村的佐藤先生提到,他並不贊成這樣的除污方式:「政府把農地上的土全部清走,再換一批土進來,這些土跟原本的土壤、生態都會不同。」20多歲的他無奈的說:「我從來沒買過菜,我們採香菇,採野菜,大家以物易物,喝的都是井水和泉水,雖然沒什麼錢,但過得很富足,現在卻得要到超市買菜。我父親是個獵人,冬天本來都會去打獵,包括打山豬,不過311之後,捕到的野豬,輻射劑量超高,大概再也無法打獵了。我們被迫離開家鄉,但卻不能搬到福島之外的地方,否則就沒有補助。我們原來的那種生活,大概就這樣毀滅了,有可能,我們再也回不去了。」

▲離福島核電40公里遠的飯館村幾乎全村撤離,到處只剩除污堆置場,他們說「大概真的回不去了」。(照片提供/賴偉傑)

佐藤先生還苦笑地說:「前天官方數據說飯館村平均是0.7,比你們在福島市還低,你們相信嗎?」到了村子,機器一開,顯示劑量大概是2.6微西弗每小時。

飯館村,如果以核四為座標,這裡大概是台北市的西門町。

20公里:互相猜忌的南相馬

南相馬(Minamisoma)離福島電廠已不到20公里。但在市區,卻清楚看到電線桿上是「東北電力」範圍。而福島核電廠卻又屬於「東京電力」公司。顯然,東京是日本首都,所以不會把電廠蓋得離東京太近,因此供電電廠蓋在兩百公里外的福島縣海邊,但即使如此,福島核災時,東京自來水的水源區還是收到污染。

這地方當時也受到海嘯侵襲,肆虐的遺跡還很清楚。南相馬的吉田先生提到,當時本地的企業,居然跑去要求市長不要宣布為「撤離區」,同時把撤離的員工開除,導致不少家庭老婆和小孩搬離,但先生無法離開,造成家庭不合,甚至離婚。他對中央政府非常失望,舉一個例子說:「有一個測點,設立的監測站顯示的劑量值一直很高,政府居然以設備有問題的理由要架設的監測公司撤掉,而那公司不服,因此控告政府,但媒體卻都不報這件事。」他氣憤的說:「日本政府爛透了!」

到了離電廠約13公里處,是完全禁止進入的管制區,車子再沿著管制區邊界往山路走,到一處森林較為茂密的路,整個劑量瞬間飆高,我們一行人在車內,很多人拿出不同的輻射偵測器貼著車窗,每個機器聲音開始此起彼落,令人非常焦躁不安。那應該是當地森林,很多輻射落塵附著在樹上,隨著樹林的疏密或空曠以及山風,非常不穩定。走到路的盡頭,赫然發現政府訂的管制區路障。此時偵測值是6微西弗每小時(約可接受的30倍)。而路障旁掛著憤怒的布條:「不要把牛餓死!」原來是當地的酪農養的牛,政府打算全部撲殺,但酪農已有感情不同意,又被禁止進去餵養,因此農民才憤怒的這樣寫著。這裡面,誰對誰錯已非劑量問題,而是毀了一整個農業、文化、情感與依託。

當地的農產品,農會是會作檢測,但都是「抽測」,抽測通過整批都過關。另外像「米」的部分,在郡山市,發現有超標的米跟其他米混在一起「稀釋」的案例,所以整個管理問題還是不小。

當然,整個南馬相現在很複雜,因為有的是「居民長時間無法返回區」、「居民禁止居住區」、「居民強制疏散令可能變更區」以及「可居住區」,所以大家不團結,反而很多內部紛爭、嫌惡與歧視。南相馬市政府大樓掛上「讓全世界看我們將再興起」的布條,而311之後,居然在這裡已經辦過兩次「馬拉松賽」,很顯然「可居住區」的人急於擺脫「災區」形象。

▲南相馬市距離福島核電廠約20公里,地方想要讓外界以為已經恢復正常,已經辦過兩次馬拉松,但現場量測結果,還是超過正常值十倍(照片提供/賴偉傑)

吉田先生認為在當地敢站出來的人非常少,因為大家對核能、輻射的瞭解太少,所以無法團結起來。他希望外面有更多人知道他家鄉的情況,給予更多的關注。他靦腆的說「我們也有網站,也翻成英文,但是是用Google翻譯軟體直譯,品質不好請多包涵。」

南相馬,如果以核四為座標,這裡大概是基隆市。

50公里:還想種米的伊達市

最後到的是離福島核電廠約50公里的伊達市的小國町,「從輻射中再造美麗小國協會」的菅野先生,是個年輕的居家設計師,直說他愛死了他的家鄉:「我們這是好地方,東西好吃,風景美得不得了,人又好,真不知道要什麼時候能沒事?」這裡是個農村,2011年因米測出超標,2012年政府禁止種,他們知道很多農地土壤除污了,但米也不一定只土壤有直接關係,包括水、肥料,也都有可能污染,他們甚至找專家探尋哪一種品種比較不會吸附核種,他們還是希望明年重新開始種……。

這麼一個小小的地方,不同區域有政府不同權責的政府部會來測,標準不一亂成一團,每戶人家結果都不同,「村子裡唯一一個小學,同班同學,卻因情況不同,有的該撤離轉學,有的可以留」,或補償金不同,亂七八糟,也因此造成地方很多爭議,大家無所適從,無法好好團結。村民自己能做的,就是在市民中心建構了一套自願服務性質的設備與機制,隨時幫大家種的東西與食物做檢測,讓大家安心。

伊達市小國町,如果以核四為座標,這裡大概是桃園市。

匆忙一天的福島災區行程,來到3個不同情況的地方,但有一個很強烈的共同感受:那就是事情發生了,所以善後工作都是且戰且走,一個解決方案後面又衍生更多問題,說實話,這已經不是人類的智慧跟經驗可以解決的事情。很多房子因為人的撤離,房前樹上的柿子,爛掉無人採而落地,陽光兀自照射,靜止,安靜的令人不安。

選舉結果vs.社會共識

那麼巨大的災難,日本人該覺悟了吧?選舉應該會反核大勝了吧?然而在選前的福島市,聽到的小道消息卻很弔詭。

在福島市,一位福島的農民就說:「當然一定反核,但我還是會投給自民黨,因為那候選人是我們自己熟識的人,而且他也說他要反核。」

這次日本大選,因為是小選區制,所以在多黨林立的分票效應下,傳統的大黨自民黨,即使總得票數尚且滑落,卻壓倒性的拿下超高席次。因為選前的執政黨民主黨,喊出2030年日本零核的主張,而自民黨卻是長期支持發展核能與建構「核依賴式的經濟發展」的政黨,因此大選結束,被日本的民間反核陣營視為「有史以來最大的挫敗」,甚至自責「沒能讓核能成為選戰主議題,是最大的遺憾」。

然而實際上,這次的選戰,各個政黨的「核發訴求」是打混仗,即使是自民黨,提出的都是「3年內讓各核電廠再啟動的問題,有一個明確的機制來解決」這種模糊的主張,而且據說很多自民黨候選人在選區的反核訴求強悍鮮明。而與自民黨友好將組成連合執政的小黨公民黨,更是強力反對再建任何新的核電廠。

日本311後全部停爐檢修,後來唯一重啟的僅有大飯核電廠兩個反應爐,如果其他核電廠持續無法重新啟動的話,日本就幾乎直接成為非核國家。這樣的情況下,原本民主黨的2030全面廢核,不反而像是遙遠的支票?也就是說,各政黨在核議題的主張辨識度其實不高。

我是建議日本團體朋友,不應擴大把選舉結果視為「反核的嚴重挫敗」,反而要把最後「核議題」沒成為選戰主訴求視為理所當然,因為「擺脫核能依賴」應已是社會共識,與其抱怨「有7成民眾反核,為何投票率只有5成9」,不如選後快速再確認「自民黨大勝後,反核民調依舊居高不下」,以取得民意趨勢的詮釋主導權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我請教日本團體,如果一直認為社會反核民意高達7、8成,是否有想過以公民投票方式來呈現這個直接民意?有在日本的國際NGO工作者直言:「日本有民主的社會,但沒有民主的文化。」不過也有像日本市民原子力情報中心CNIC的負責人分析,一方面日本核電廠是民營,另一個更重要的疑慮是:「不少人擔心如果推全國公投,也會有人要推動把日本的『修改非武裝』憲法公投。」

不再是政治政黨說了就算

從台灣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執政,所引發的反核運動與政黨選舉的種種現象與反省,再來看2012年底,亞洲鄰國日本與韓國的環保團體對政黨選舉的「溢於言表的心之所向」,實在非常有趣,有時想主動分享這種「台灣經驗」,提醒他們「小心政黨」,有時卻又不忍剝奪他們「選舉在即,希望無窮」的樂趣。而選舉結果揭曉,韓國主張反核的總統候選人落選了,日本自民黨的安倍新內閣也被預期會重新擁抱核能。雖然在這歷史的關鍵,我們無緣看到日韓如果是由反核主張者執政,後來的故事會是怎樣,但福島核災後激起的反省與改變,可能已不是全由政治與政黨說了就算。

無黨籍的韓國首爾市長,就開始委請獨立的國際能源團隊,協助設計「分散式能源系統的可行性路線圖評估」;而日本新內閣在媒體報導「可能建新核電廠」、「不接受前政府非核規劃」之後,也出面澄清修正「不會馬上下判斷」,而且「理所當然要減少對核電的依賴度」。

非核亞洲區域連帶與全球協力

誠如日本環保團體沮喪之餘,也強調「再糟也不過如此了」,而且「這就是我們(國際反核會議)為何要聚在一起的原因,更多跨區域的合作,也顯得更為急迫與重要」。因此,對官方核能管制委員會的更強力監督,對國際IAEA的更多牽制,對核發漠視人權與核災區人權問題的更多關注,還有對能源典範轉移以及再生能源/分散式能源/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等正向的經濟效益的論述的努力等四大重點,成為下一階段大家努力的首要目標。

而這些所相生相伴的在地社區的能力建設,以及跨區跨國經驗的串連、互助與分享,拉出一道道的聯合陣線。

例如應要求電廠運營者提供更公開的官方報告文件,標準應該是:「其他國家可以做得比日本好,為何日本不行?」又例如韓國NGO主動揭露更多韓國核能工業的假象與謊言給亞洲其他國家參考;還有各國對於「能源典範轉移」的案例以及對「擺脫核依賴經濟體」的密集分享與討論。當然,還有水到渠成的共識,就是「非核首長連線」不只侷限在日本,而能擴大到「現今擁有核電廠的31個國家」,甚至全球的非核市長層級的串連與交流,並建構跨國合作的相互支持體系。

快兩年了,隨著時間流逝,福島核災不是用來遺忘的,也不是用來紀念的,反而是更多的提醒:那些犧牲與災難根本還沒結束,堅定擺脫核依賴的意志與努力的腳步應該加快。

(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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